新金融总裁圈｜吴侨发
9月30日，深港通即将开通的前夕，香港港交所总裁李小加来到深圳创新发展研究院，他就“深港通-互联互通新篇章”做了演讲，这是自9月28日港交所披露深港通交易细则后，李小加首次在现场进行解读。
他指出，以前是把世界的钱集中到香港给中国，今后就是把世界的货拉到店里放在架子上，让我们中国老百姓坐在家里投世界。
以下是他的演讲全文：
今天非常高兴能够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特别是深港通在即将通过以后，互联互通新的时代、新的篇章。
我讲这个之前稍微回顾一下到底香港和中国内地之间，在金融的结构上面有什么样的大的发展。实际上想一想改革开放的三十年，在开放的问题上有三个大问题发生，第一是转口贸易，第二是直接投资，第三是资本市场的发展。转口贸易是中国的第一桶金，直接投资让中国成为了世界的工厂，资本市场的发展让今天的中国银行、保险公司、能源公司、电讯公司、石油公司，都几乎变成了全世界市值最大的前十家公司。
这三件大事都通过香港来做的，转口贸易、直接投资和资本市场发展，从青岛啤酒一直到石化上市，这么多年中国这么多企业上市，直到今天中国在香港上市的总市值里面60%都是和我们有关的公司。这三件大事是过去三十年里改革开放突出的特点，这三个特点有一个共同的特性就是钱在往中国走。无论是转口贸易、资本投资、资本市场直接融资也好，某种意义上讲，香港三十年过去的作用是中国首选的离岸的集资中心、融资中心，过去三十年是中国从穷到富有的三十年，是一个发展的三十年，这三十年里面一个共同的主题是筹钱、找钱，世界的钱慢慢由于中国发展的机会、中国的人口红利、中国的土地红利，中国其他一切的发展，使得吸引了全世界的投资，而中国又急需这些投资来发展。
如果看过去三十年实际上钱在汹涌往中国流，未来的三十年可能这个情形发生了变化，过去三十年中国从一个资本的进口国逐渐向中国资本出口国大规模转型，中国人今天不再是钱不够了，中国人今天在很多的问题上根源是钱太多。钱太多又没有机会投，又没有好的资产，资产荒的年代钱多人傻，这是一个危险的时代。
这种时代下我们在这样一个大时代的背景中间开始考虑中国进一步的改革开放怎么走。香港本身也面临巨大的改变压力，因为三十年前香港一个地方的GDP是整个全中国的几分之一，举足轻重，因此香港是富人。
今天中国的GDP变成世界的第二，在座的各位只要三十年前在深圳的，你想想今天的香港和当时三十年前的香港和三十年前的深圳和今天的深圳和今天的香港来比，这个变化巨大。这就意味着香港无论从政治上、从经济上、从社会上、从心理上，从人民普通的生活上，内地和香港之间的相对关系和相对的地位发生了翻天覆地地变化。香港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环境中的影响非常深入，以至于今天的香港在很大程度上还在寻找自己新的相对地位的新的地位。
前些年经常听到我们要边缘化了，中国还需不需要香港，香港在中国今年GDP是中国的百分之几。在这种情况，今后的发展香港是不是还这么重要，这成为香港人民非常关心的问题。香港今天存在很多深层次的矛盾，除了香港本身的本土的生态环境、民生的发展，但是在最终的层面上是和内地之间的相对的关系，这样的情况底下我们将来怎么发展，香港对中国是不是还如此重要？和以前的重要性有什么区别？
以前香港代表着世界的钱，当一个地方当一个人代表钱的时候，你是比较主动的，因为只要需要你钱的人就要按照有钱人的规则来做。过去三十年，某种意义上来讲香港自己的日子比较好过的，别人缺钱的跟你商量，你是一个市场的决策者，你决定买什么不买是有权力的。
今天各方面的变化在发生，以后怎么样再找到互联互通的地位，双方比较有互补的时候才有可能互联互通，今天就谈到了过去三十年，到了今天发展成这样的时候，突然发现这几年香港在搞进一步定位改革，怎么做新的事情，国家还需要什么，要重新思维双方的关系，定位新型市场。
这种情况之下大家突然发现中国的问题出现了很多，一方面继续需要钱。另一方面，中国人的钱也需要走出去了。有没有可能自己的钱自己做决定，但是有投资海外的机会。这样既有吸引新钱进来的想法，中国资本市场要想变成真正的国际化市场，一定要开放，开放意味着就要请进来也要走出去。请进来走出去变成了我们一个核心的沪港通、深港通。
这个问题里面有一个核心的大问题，能走出去吗？能请进来吗？真正的市场上流动性最大的资本市场，既走不出去也请不进来，这就是我们互联互通要解决的问题，怎么走出去怎么请进来。
但最核心的问题是制度的不同，体系的不同，文化的不同。大部分的人希望在家里走出去。屁股坐在家里我的钱走在天下，有没有这种可能性？外国人有没有可能我想参加中国的发展，但是我不想为了中国的发展穿上中山装，但是我投给中国的机会。我们要想大规模请进来，必须彻底改变我们的市场结构、我们的监管体系、我们的教育习惯。
今天的中国已经不像以前，实在不行我们照人家的模子画一个，咱们今天已经变成世界第二大的资本市场，这个资本市场有很多的挑战，但是他越来越慢慢变成一个有自己充分的基础、自己的逻辑、自己的交易习惯、自己的特征，而且自己改不了问题的一个市场。这个市场你要想让外国人真正地全面进来，你要么改自己，要么改外国人。
说一个很简单的市场结构的区别，比如市场结构，国际的市场基本上是一个上面是监管者，监管者底下是交易所，交易所周围几百个会员，所有的客户在会员后面。这最大的好处在于我的交易所的工作很简单，把这几百个人服务好就可以了，你有很多的机会做很多的东西可以赚钱的。
比如同样的一个股票，我这边只要谁要买谁要卖要给我交押金的，如果你这边一个买一个卖你在我的交易所的位置就是零，你就不用向我交保证金，但是那两个人都得给你交保证金，你至少有利率可以赚。这是二级结构，全世界的资本市场都是这样的结构，交易所底下二级单位，券商们发展非常快，因为有巨大的经济利益来发展。老百姓、投资者都不直接入市，后面则是大基金、大的机构投资者，整个交易所里面都是机构之间的博弈。
咱们中国的市场发展的时候开始也是这么发展的。但是我们中间出了一个大错，就是2000年以后，发现很多券商挪用客户的钱拿去炒股，炒赢了是自己的，炒输了以后留了一大堆的黑洞跑路了。整顿治理以后变成了券商几乎是一夜之间被赶出了市场。结果中国的老百姓，每个人都开两个账户，一个是深圳的，一个是上海的，但是所有的户都直接跟交易所开，所有的清算结算公司都跟中登开，所有的股票钱都在托管银行的账下，中国的老百姓不用再担心券商想挪他的钱了。
但是另外一方面这个券商水非常干净了，好处巨大无比。中国市场相比很多市场来说，技术上来说非常透明，监管上面的手段非常快。尽管效率极高，马上就可以定点找到谁在干什么事情，该抓你就抓你，该怎么做就怎么做。国外不可能这样，一个股票涨了50%，只看到高盛在交易，得给他们打电话，他们得找那个单子，还是一大堆的公司，有可能最后的实际控制人是一个人，但是他控制了很多的股票。
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市场似乎非常干净，去年我在香港惹出了一大堆的麻烦，因为我说中国的证券市场是世界上最民主的、最透明的、最有效的，监管最能够得力的。为什么民主，老百姓自己想干什么就干什么那是民主。为什么最透明，一下子就是穿透式的市场结构，执法最有效的也是因为他非常迅速。但是反过头来讲，去年的股灾某种意义上来讲也和我们的这样的市场机制有一定关系的。
刚才我们讲的非常好的这个市场，“好”就是刚才讲的很透明，抓人很容易，监管很便利。某种意义上不好就好象是天安门广场上100万人，突然有人喊说那个地方有好事，大家往那边一走，如果底下的人一个人倒，一片倒下去，那基本上大的灾难就会出现。
我们今天的市场为什么发展，为什么今天发展成这样。这也和我们自己国家的国情是有关系的，和我们发展阶段也是有关系的。我们既然这么多的老百姓，我们今天的问题和人家不一样。我们在1990年的时候联办开始创立以后，中国的资本市场，中国的券商，中国的上市公司，中国的证券法、中国的公司法，中国的交易所，和中国的所有证券市场中间的核心的这些东西，都是同一天生的，不是自然慢慢地积累一两百年形成的。
是因为我们落后太久了要赶上去，我们是把人为地凑起来的市场。这种情况底下他只能不断地想什么东西最好，我们从第一天起就是给国企融资的。所以老百姓从第一天起习惯下场，中国是唯一一个市场上老太太能够拿着小板凳在那儿看K线。
回过头来总结，就是两边的市场无论好坏、无论价值判断不同，改不了。那怎么办？这种情况下我们设计出一种沪港通的方式，实际上不是大家拿着钱到对方去投资，但是又是所有的人都可以投资。比如这边是国际投资者，中国投资者在那边，然后所有的国际投资者想要投上海的A股，将来深港通一开投深港通。外国人下单都是在海外下单，中国的老百姓都通过中国的券商下单。
这等于两个交易所和两个清算结算公司他们之间大家都不用见面，大家都不用离开你的交易场所和交易的习惯，完全按照你自己交易本地市场的感觉下对方的单，然后由交易所和清算结算公司把你们两个市场连在一起了。所有的都用的人民币，由外币换成人民币以后才能拿进来以后交给上海，这样海外的人民币市场发展起来了。所以对中国的投资者来说，从沪港通起，特别是从深港通起，中国投资者、中国的老百姓，就已经有三个交易所可以交易了，上交所、深交所、港交所。
今后港交所会带来大量的世界公司，这样的一种模式对我们将来的影响力在哪里？以前是把世界的钱集中到香港给中国，今后就是把世界的货拉到店里放在架子上，让我们中国老百姓坐在家里投世界。
今后有些东西有可能是国外的市场开始要向中国的市场靠拢，比如外国可能不需要采取穿透式的结构，因为他散户没那么多，而且散户人家不愿意直接入市。将来长期来看，外国的市场可能要往这边靠。
因为你二级市场，二级交易的这种结构市场毕竟有时候还是会有券商当坏人，所以在这种情况底下，我觉得将来总有一天海外的市场还是慢慢地发展起来。所以大家经常看到的新的科技技术，所有的技术本身都想解决两个资本市场结构的大问题。
第一是可信度，大家希望将来这个转换中间不会突然我的东西变成你的了，一旦转换马上就已经是永久性地记录都改了，这个房子不可能让别人拿走了。房产证我都不要拿，那这个东西都在上面，不可能变成别人的，这是一个技术上大家希望能够解决的。
第二是成本，现在毕竟是靠中介有巨大公信力的，像交易所这样解决大家公信力的问题，如果技术上解决这个问题，大家觉得只要在技术上形成了转让，不可能有人搞出鬼名堂来。
海外可能会从技术的角度出发，向咱们市场中的哲学理念逐步看齐。咱们是通过市场上通过一个执行力巨大的政府，权力巨大地政府，在全国的层面建立起这么一套中央的体系，这在很多的市场中间是不可思议的，所以他们没有这个条件，中国有这个条件把他做成。这就是沪港通。
还有一个大家可能会经常问的问题，变成说我们现在沪港通中国老百姓去投一些你们香港的上市公司，谁管？这个我把他形容为沪港通把西餐的菜单拿到我中餐的桌上来了，我把我中餐的菜单也拿到他那儿去了，但是西餐依然是他监管的，中餐是我做的我监管的，再来一个吃中餐的我肯定是100%，如果这个人吃西餐我就不能100%管了，因为不是我做的。但是也不能0不管了，毕竟人家到你这儿来吃，谁让你把对方的菜放进来的。
反过来也一样，以前这个监管者之间的合作很困难的，一般监管者都比较牛，你要想让他们互相低头很难的，为什么这次这么好搞？因为双方都有需求，两边每次帮助对方的时候想着我要等对方来，有巨大的动力帮助对方。监管上的对应性、对称性和监管互助，是沪港通和深港通一个核心的内容。
讲讲前景，前景光明，道路曲折。你说深港通沪港通应该做成了，深港通沪港通里面大家最近南下的量是巨大无比的，北上外国人的投资者他都有一种资产的配置需求。国内的投资者还没有配置的感觉，但是越来越多的投资者认识到了香港已经是中国的第三个交易所了，互相就有交易的发生，南下的量现在是非常大。
其中一个很重要的事是，宣布了深港通之后把总额度取消了。沪港通发的时候有一个3000亿的额度。后来南下这一部分额度越来越接近于那个额度了，这个时候很多的大的基金不敢买了，别到时候买到头了就不允许我买了，只能卖了。所以总额度一取消，大家突然不用害怕了。此外，保险公司本来是不能投沪港通，也全部放开了，所以保险公司现在也大规模地往前走了。
前一段大家可能还看到了，中国老百姓去香港这个市场适不适合我们投，香港好象有一个东西是老千股，我们去了以后中了老千股怎么办？我前一段也写了一个博客关于老千股的问题，老千股的问题争议性比较大。香港有很多融资工具非常灵活，香港市场之所以有活力，你上市我不管你，你只要符合条件。香港的制度里面给交易所的职员和官员的裁决空间非常有限。香港的发行，不光是上市很容易，上市以后再融资也很容易，你给你的股权激励机制，你给你的高管给股票也是没有问题。反正是一系列的规则，这个规则里面基本上有一个正当的理由，但是要把规则写清楚。
但是在香港融资手段如此之方便的时候，有的时候一些公司会出现老千股。香港的法律制度是你得先干了坏事我再来找你，我不能假设你干坏事，我给你找出各种各样的理由控制你不干坏事。但是在中国宁可走漏一个，绝不冤枉一个。现在由于变化了，很多小公司、很多问题公司，看上去就是那种公司不怎么样的，你就要有点高度的警惕了。所以我们要在执法上更加严厉，这是大家公认的。
我们尽量多走一点阳光道，什么地方亮堂去什么地方，有一些街头小巷的偏街小巷少去，但是有的人认为诱惑大的胆大的就去，万一碰到什么事喊警察，警察来得晚一点也要小心，要注意风险。总地来说老百姓投资者不熟悉的，还是要尽量注意安全。